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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指导:科技生活常识考点储备暴涨(7)

发布时间:2016-10-11 17:46内容来源:新电力网 点击:

4.答案必须填在答题卡上,否则不予评分。


二、给定资料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

材料1:

(1)记者近日在农村采访时发现,农村丧葬攀比性消费导致一个普通农民的葬礼就能消费掉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纯收入,葬礼消费和人情债成了农民经济生活的一个沉重负担,亟需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河北藁城市一位71岁的农村老人张某不久前去世后,他的4个生活拮据的儿子集资为他操办了一个体面的丧事,除去买棺材、火化、搭灵棚外,加上请戏和放电影、摆筵席等,总共花销4410元。同时,张家办丧事,收取了亲友和村民送的7970元礼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这样“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有的农户甚至变卖耕牛和生产工具操办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杜志雄说:重生重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农民操办白事是维持邻里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举办葬礼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比排场、比体面,而是为了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但如果因操办白事而增加农民自身负担影响了生产的投入,则是民俗文化的扭曲,和目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也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基层文化的缺失,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正在悄悄入侵山区百姓的生活,山西省兴县康宁镇,去年曾出现了一些宣扬诸如“哭就能升天”、“一人每天吃二两饭就行”的邪教。一个叫高利春的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还有临村的一些妇女、老人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练功,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去山上吸气(吸收仙气),大家围在一起又哭又唱,说是能强身键体,仅我们村练功的人就近500人。”康宁镇党委书记牛贵崇说:“村里要集资办点公益性事业,很难收钱,村里许多人都不愿意交,但那些邪教的钱村里人交的都很积极。”

(2)每年的农闲时节,农村很多地方都要举办物资交流会等经济活动,每当此时就有草台班子上演“艳舞”(媒体已经多次报道批评),可谓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当然是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所为;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农民兄弟争着去观看“欣赏”,甚至趋之若鹜呢?我看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还不够丰富,太单调,在很多农村可以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

事实上,正是由于监管缺位,才加剧了低俗的甚至是色情的文化向农村不断蔓延。在湖南省怀化市侗文化城,一个每年接待游客数万人次的文化旅游景点,如今竟有多人打着娱乐的旗号,干着色情勾当。据附近村民反映,以前这里曾因搞色情活动被曝光过一次,现在又死灰复燃了。

(3)农民惟一的业余文化生活就是看电视、看电影,可是各家电视频道和各家电影片商为了提高收视率,往往争相播放都市言情剧、暴力、荒诞、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等内容的片子,而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科学精神的内容往往受到排挤,真正反映农民生活的更少。

地市以下的基层电视台都在播放什么节目?近期一些读者反映,这些电视台只干三件事:新闻让领导露露脸;广告密集得让群众翻白眼;电视剧看得观众分不清点。基层电视台成为地方领导的亮相舞台,成了一些部门的赚钱工具,而对群众急需的农业生产技术、群众渴求的文化生活问题,他们几乎不予关注。近日记者到豫鄂交界的河南省唐河县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

一些群众反映,广大农民观众很希望能看到农业技术、农业法规以及农经信息方面的电视节目,因为这样的节目能帮助大家了解政策、学到实用的技术,有利于切实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位农民朋友感慨地说,中央电视台已经开设了很多频道,怎么不开通农业频道呢?事实上,中央电视台七套就是农业和军事频道,问题出在基层有线电视台没有及时发现受众的需要,没有转播相关节目。

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乡电视台就是靠平时播个广告、农民红白喜事点歌、点电视剧来养住自己的几个人。

(4)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出版“三农”图书的主力军。该社图书营销部主任杨连增说,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1000种左右,加上重印的约800种,“三农”图书品种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图书发行量都很不容乐观,许多书籍出来没几天就进了仓库。

一边是出版社“三农”图书积压,另一边却是许多农民家里无书可读。广西隆安县城厢镇宝塔村,是一个有1800多人口的种植大村。村支书余××是种植大户,每年仅龙眼、板栗等收入就超万元。但他家里惟一一本《龙眼高产栽培技术》,还是2002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

该县新华书店经理说:“三农”图书在书店图书种类中所占比例不到1/3。

造成出版社图书积压,许多农民家里又无书读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环节和发行渠道上。就出版环节而言,许多农民反映有的“三农”图书让人“看不懂”、“用不上”。

(5)“农闲没事干,不打牌干什么?”记者在西安市长安区新一村及小新村问及村民为什么喜欢赌博时,有些村民竟这样回答。由此可见,文化生活匮乏是导致新一村赌博成风的根源之一。村民三三两两地坐在村头及自家门口聊天。他们告诉记者,农闲时,都不知道该干啥才好,打牌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方式。妇女们打打麻将,一般输赢也就是几元钱,但男人们觉得打几元钱没意思,用“二八杠”赌钱才过瘾,“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够刺激”。加上村上及其他部门制止不力,遂使赌风盛行。只有从慢慢健全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村务管理制度、丰富农民业余精神生活等方面入手,才能从根子上杜绝农村的赌风。村民们还说,现在还不是赌博的兴盛期,到了冬天,村民们无所事事,赌博情况更严重。

材料2:

农村赌博成风,不得不提近年来流行的地下的“六合彩”。

(1)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0%,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入,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三年从跌破4亿元,到缩减为2.1亿元,直到4472万元。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目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2)来自当地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人群,农民的积极性最高,占总数的40.74%。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诱惑力。按‘10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0元。”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福彩与私彩相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另外,国家发行的“私彩”与“福利彩票”一般只把发售点设到小城镇,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品种,游戏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规范彩票活动的专门法律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马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 地下“六合彩”的专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传播各种关于“六合彩”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系一个惊人的慌言: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之门。

(4)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讯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上,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一定程度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相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

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2005年,广东省抓获“香港六合彩公司网站、六合彩网站”赌博的庄家,赌头4413名,其中送劳教的578名,判刑役仅28名,仅分别占执法人员的13.1%和0.63%的比例,警察是无奈的,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无法有效的处理类似“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此类的犯罪案件。

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有人提供政府三种选择的可能性: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天线宝宝》当初在央视热播时,湖南桃江县农民并不怎么喜欢看。但因为地下六合彩流行,它的收视率一下猛升。很多码民(地下六合彩购买者)认为,《天线宝宝》是香港方面制作好专程送到央视播放,是在向码民透码(暗示特码)。于是,码民们在观看时非常仔细,看后还要交换心得。

农民有增加收入的强烈冲动,换句话说,希望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正是农民纷纷购买六合彩的最直接原因。对于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下的农民来说,买码活动中1赔40的高额回报绝对是一个巨大诱惑。一方面,现代以大量消费资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在农民面前晃来晃去,农民被时尚潮流所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增收难度大,农民很难具备实现这种消费欲望的物质手段,城乡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使得潜藏于农民内心的“暴富”冲动愈加强烈。地下六合彩的出现,正好带给农民一种“暴富”幻觉。不劳动不流汗,花1元钱买中一个特码就能净赚39块钱,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尝到甜头之后,其他人便趋之若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六合彩在极度刺激农民暴富欲望的同时,也像传销一样,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农村码民。

材料3:

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方农民自办文化应运而生,而“潜力巨大”的农村文化市场令其一开始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山西农民自办文化组织大都以“自我投资、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方式组合,因而具有框框少、包袱轻、成本低、渠道广的特点,面对现实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市场适应能力很强。据记者了解,在山西农村,农民文化需求非常旺盛。吕梁市临县每年仅固定的戏剧演出台口就有近1000个,按每个台口7场戏计算,就是7000场戏。山西省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许多地方即便是普及率较高的电视,最多也只能收到5-6个台,而这些地方往往又是国办文化很难触及的地方,农民自办文化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山西省的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紧盯市场做文章,哪里需要到哪里,放映费视情况最少50元,最多不超过100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57岁的刘传斌是阳城县电影公司下岗职工,1996年,他成立了家庭个体电影放映队。十年来,他的脚步踏遍了阳城县的山山水水,进学校,住农家,上矿山,下军营,共放映电影3500余场,观看电影的人达100余万人次,收入40余万元。

在山西省某县,八音会演出队和铜乐器生产已成为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文化产业:这个县有100多支八音会演出队,2000多人参与其中。在被誉为“北方铜乐器生产之乡”的长子县南漳镇西南呈村,记者看到,靠演出队的拉动,全村有20余家作坊生产铜乐器,其中,生产铜锣30多种,钗40多种,鼓60多种。

民族艺术品挖掘、整理、创新,进而形成产品进入市场,这中间有很大潜力可挖,河曲县二人台是山西数十个地方小剧种之一。多少年来,河曲县只有县剧团一枝独秀,一直是“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结果是越包办文化套路越单调,路子越来越窄。从1994年起,河曲县把二人台当作产业来开发。目前该县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二人台剧团发展到了20多个,从业人员500多人。因为有着晋、陕、蒙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家庭剧团如山花烂漫遍地开放,在短时间内就激活了河曲二人台的创作和演出,由于这些家庭剧团演出费用实惠,又能吸引观众,所以在河曲县以及周边省区,在普通家庭婚礼上、商场开业典礼上,都充满了河曲二人台悠长高亢的山曲和风趣幽默的对白。这些家庭剧团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唱戏,每年演出5000多场次,人均收入3000多元,成为当地农民一项致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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